世界名人传记系列——

 

 

 

 

文学艺术家卷——大仲马

张英伦   编着

第一章  不平凡的家世



 

引言


  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坛着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作品在全世界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和崇拜者。《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三个火枪手》的续篇)等佳作使大仲马风靡全球,饮誉文坛。

  大仲马出身于一个赳赳武夫的家庭,父亲曾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将军。父母早丧后,大仲马生活在十分贫困的环境里。1823年,出于对戏剧事业的向往,19岁的大仲马只身来到巴黎,先在奥尔良公爵秘书处作了一名文书抄写员,得以解决自己的栖身之所和温饱问题。大仲马从小酷爱戏剧写作,在公爵舒适宽大的写字间里忙里偷闲,动笔撰写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文思敏捷的大仲马通宵达旦地伏案疾书。1825年,大仲马终于参加了以雨果为首的浪漫派行列。1829年,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终于问世,法兰西剧坛为大仲马的处女作喝彩。不久,巴黎大剧院便上演了这部剧作。雨果和众多的浪漫派作家前往剧场观赏,并认为这是浪漫派的一个不小的胜利。剧本描写了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国王和反动贵族之间的争斗、欺骗、阴谋。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一剧是大仲马一生中最优秀的剧作。

  大仲马参加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他反对复辟王朝,要求改革政治,广开言路。1831年,大仲马在法国炮兵部队任副连长,他经常在士兵中散布憎恨王朝复辟的政治观点。由于他激进的共和观点,他的名字已经载入当局准备逮捕的黑名单上。逃出国门之后,大仲马到处飘泊,为自己的创作生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1840年后,归国的大仲马开始和别人合作,为报刊撰写连载小说。

  《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亨利第三及其宫廷》的成功,激起了大仲马的创作狂潮,他创作的小说竟达到400多部,其作品富有传奇色彩,叙事细腻,安排有致,引人入胜。《布拉日罗纳子爵》《玛尔戈王后》《王后的项链》《昂日·皮图》《萨尔妮伯爵夫人》等作品畅销法国和欧洲。

  1848年革命时期,大仲马身着戎装,带兵进攻巴黎。每当清晨来临之际,他把自己编辑印刷的报纸分发给市民们,宣传自己的共和思想。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后,大仲马持反对态度,只好流亡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860年,他前往意大利参加加里波第对那不勒斯王国的征战。

  有其父必有其子。大仲马对自己的儿子小仲马寄予无限希望,并引以自豪。1852年,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在巴黎初演受到热烈欢迎。小仲马打电报给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父亲说:

  “巨大,巨大的成功!我心花怒放,就像我看到了您的一部作品初演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一样……”大仲马风趣地回答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亲爱的儿子!”大仲马的创作方法与儿子小仲马完全不同。1859年,大仲马形象地阐述道:“我是从梦想中汲取题材,我儿子是从现实中汲取题材的。我闭着眼睛写作,我的儿子瞪着两只眼睛写作,我在绘画,他却在照相……”

  写作精力充沛的大仲马自诩是大自然的宠儿,有耗不尽的精力。在《致友人》一诗中他写道:

  你问我是怎样战胜时间的,
  我精力不衰的秘密在哪里?
  我每天用心灵和头脑吸食,
  大自然母亲的活命的乳汁。

  大仲马诚然有天生的强壮体魄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的私生活太荒唐了,终为美色所杀……1870年12月5日晚10时,一代风流大仲马死在女儿玛丽的怀中。那天,也正是普鲁士军队侵占第埃普城的日子……

  在大仲马的葬礼上,他的儿子小仲马在简短的致词中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远的话:

    “我希望这个仪式不仅是一次哀悼,更是一次喜庆;不仅是一次葬礼,更是一次复活。”


  1. 仲马家族的历史


  “仲马”,在法国不能算是一个大姓。然而,在选材极其严格、法国人家家必备的《拉卢斯插图小辞典》里,“仲马”的姓氏之下,却有三个声名煊赫的人物:托玛·亚历山大·仲马(1762—1806),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将领,功勋昭着;其子亚历山大·大仲马(1802—1870),着名戏剧家和小说家,脍炙人口的小说《基督山伯爵》和《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其孙亚历山大·小仲马(1824—1895),同样是杰出的戏剧家和小说家,以其小说《茶花女》和同名剧本而誉满天下。一家三代,共垂青史,除了世袭的帝王之家,实为罕见。

  仲马家族的更久远的历史已经湮没在时间的瀚海中,无从查考。我们只知道,这个家族原籍在法国西北部旧时的诺曼底省;早在16世纪,它的一个名叫皮埃尔·达维的成员,在那里建起拉帕耶特利庄园,自称拉帕耶特利的爵爷;而到了1708年,他的儿子安娜—皮埃尔·达维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拉帕耶特利侯爵。爵衔传到大仲马的祖父。这位安托万·亚历山大·达维·德·拉帕耶特利侯爵当过炮兵上校和总军需官,却不善经营自家的产业,1760年,眼看家产消耗殆尽,他决然卖掉拉帕耶特利庄园,飘洋过海,到中美洲的圣多明各岛去碰运气。这圣多明各岛就是如今的海地岛,当时属于法国的版图。破产的拉帕耶特利侯爵在这岛的西端罗斯角附近买了一大片土地,便在那里定居下来。他雇了几个黑奴,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咖啡和甘蔗,收成倒也差强人意。拉帕耶特利侯爵长期过独身生活,到圣多明各不久,他与一个名叫瑟赛特·仲马的黑人女奴同居。1762年3月27日,瑟赛特·仲马生下一个男孩。父母给儿子起名叫托马·亚历山大。这就是未来的大仲马的父亲。

  托玛·亚历山大10岁那年,黑人母亲去世了。又过了8年,拉帕耶特利侯爵终因眷恋乡土之情日甚一日,携子回国,在巴黎住下。托玛·亚历山大这时已经18岁。他双目炯炯有神,身材魁梧匀称,混血儿的特殊肤色更赋予他异国风采。在巴黎贵族沙龙里,青年托玛·亚历山大成了众人瞩目的受欢迎的人物。

  然而,这个在热带海岛生长的青年并不喜爱巴黎的生活。他看不惯这里的虚伪和浮华。父亲在74岁上娶了家里做粗活的一个女仆以后,父子关系急剧冷淡,使他在感情上受到严重的伤害。苦闷的鸟儿渴望远走高飞,托玛·亚历山大决定离家从军。

  “去做什么?”侯爵问道。

  “做一名普通士兵。”托玛·亚历山大回答。

  “去什么地方?”

  “无论哪支部队都行。”

  “好极了!不过,我叫拉帕耶特利侯爵,我以往是炮兵上校,我可不能听任你把我的姓带到军队最低级的行列里去滥用。你改用一个适合行伍的姓参军吧。”

  “太对了!我就用仲马这个姓报名参军。”

  就这样,托玛·亚历山大放弃了父亲的贵族姓氏,改姓了生身之母——一个黑人女奴的姓,加入了龙骑兵。改姓从军,标志着他与贵族家庭的决裂,充分显示出他的刚强性格和叛逆精神。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参军的第十三天,其父拉帕耶特利侯爵猝然病逝。这个家族的贵族链条也就到此中断。

  在龙骑兵里,托玛·亚历山大·仲马不但在军事操练中表现得出类拔萃,而且以力大无穷博得全联队的啧啧称赞。不过,他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伍的,纵然他有大力神海格里斯的本领,在封建王朝的阶级壁垒森严的军队里,却得不到重用。

  1789年7月14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革命胜利后,全国各地的农民也纷纷起义。在这种局势下,8月15日,托玛·亚历山大·仲马等20名龙骑兵组成一支小分队奉命抵达巴黎东北方向不远的小城维莱尔—科特莱。这地方是波旁王族的幼支—奥尔良家族的采邑所在地,历来吸引着大量游客,很是繁荣。当四乡农民暴动纷起之际,富裕的维莱尔—科特莱城居民忧心忡忡。龙骑兵小分队就是应他们的召唤而来的。小分队到达的时候,维莱尔—科特莱城的居民全都涌到城堡前的广场上来观光。小分队中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特别引人注目。当居民分邀龙骑兵们去住宿时,一个名叫玛丽·路易丝·拉布莱的姑娘便要求父亲挑选了这个混血儿——姑娘的父亲克洛德·拉布莱当过奥尔良公爵殿下的膳食总管,后来开一爿旅店,是个德高望重的长者,革命后他担任了本城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很快就博得拉布莱全家的喜爱。革命刚刚爆发,人们还预见不到它会扫除掉在晋升方面的种种清规戒律,仲马还前程未卜。但是,玛丽·路易丝却不顾这一切,深深地爱上仲马。当这对年轻人向旅店老板表明结婚的愿望时,老人只向他们提出一个条件:等仲马获得班长的职衔以后。

  这年年底,龙骑兵们回到他们的连队。1792年2月,仲马就当上了班长。正像当时法国大多数黑白混血的青年一样,仲马热情地拥护革命。在他看来,惟有革命能够带来平等的希望。1792年4月和7月,为了扞卫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先后同结成******军事同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奥普军队长驱直入。法国在危急中,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忱,义勇军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有个着名的黑白混血的圣乔治骑士,建立了一个“南美洲人自由军团”。圣乔治把仲马招进自己的军团,晋升他为上尉。仲马不负所望,战斗中屡建奇功,几个月后,就被任命为骑兵中校。

  托玛·亚历山大·仲马怀着当班长的愿望离开维莱尔—科特莱,却作为一名校官荣归。1792年11月28日,他与心爱的姑娘终成眷属。婚礼过后17天,他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重新踏上征途。在北路军里,仲马于1793年7月30日被擢升为将军。不久,又调任西北利牛斯方面军司令。此后,他南征北战,几易战场。可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斗争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不赞成实行“革命恐怖”。当司令部前的广场上大批执行死刑时,别人都好奇地伏在窗口观看,他却“砰”地把百叶窗关上。他因此获得“人道先生”的绰号,受到军中的共和国特派员的猜忌和排挤。1794年7月27日,******的“热月政变”发生,他被迫辞去军职,回到维莱尔—科特莱。

  1796年2月,拿破仑接过意大利方面军的权杖;3月,挥师东征,去夺取在奥地利军事占领下的意大利北部地区。10月,仲马奉命到达已经被法军解放的米兰,成为拿破仑帐前的战将。仲马将军在战场上创建了累累勋业。他把奥地利名将维尔姆泽率领的大军牵制在曼图亚,对整个战局贡献巨大;他从一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敌军手中缴获了六杆军旗;在勃里克松桥头,他独自一人战胜了一支奥地利骑兵……。1797年10月17日,法国以胜利者的地位同奥地利签订了和约。12月20日,仲马获准回家休养。王朝覆灭后的维莱尔—科特莱已大见萧条。岳父的旅店倒闭了。仲马归来后,老人卖掉旅店的房产,仲马把他自己的六匹马卖掉五匹,他们购置了一处比较简朴然而相当宽敞的住宅,打算从此过平安日子。


  2. 父辈的沉浮


  可是拿破仑没让他安闲多久。1798年4月,拿破仑作为东征军的统帅,开始了征服英属埃及的战争,他任命仲马将军为骑兵司令。仲马觉察到拿破仑是要从中捞取个人资本,建立东方帝国,因而对远征埃及深为不满。他的部下也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拿破仑安插在他周围的眼线很快将此事密报了拿破仑。拿破仑把他找了去。

  “将军,你在处心积虑地涣散军心……你发表了一些煽动性的言论。当心,可别逼我采取行动!你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免不了两小时以后就被军法处死。”

  “是的,我说过:为了祖国的荣誉,我可以打遍天下,但若为你个人一时的高兴,我决不前进一步。”

  “这么说,你是准备离开我了?”

  “是的,一旦我确信你离开了法兰西。”

  耿直的仲马在他还不能确认拿破仑的野心以前,虽仍勇猛冲杀,但他对拿破仑的信任却再难恢复。1799年,他要求返回法国。拿破仑乐得借此摆脱这个深孚众望而又桀骜不驯的人,便答应了他。回国途中,仲马所乘的“马耳他美人”号海船遇到强烈风暴,到那不勒斯的一个港口避风。岂料那不勒斯爱国者在法国革命后建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已被奥地利人搞垮,成立了反法的那不勒斯王国。仲马上岸后便被监禁起来。他随身携带的财物被抢夺、敲诈一空,并且有几次险些被下毒害死。1801年4月,当奥地利政府以与法国方面交换奥地利降将麦克为条件释放仲马时,当年威风凛凛的大力神已经被折磨得周身是病。

  狱中只两年,世上已沧桑。拿破仑早于1799年11月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了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仲马于1801年5月1日回到维莱尔—科特莱,和忠实的妻子、八岁的女儿团聚。两年来仲马没有领到半文饷银。他给拿破仑写信,杳无回音。他给旧日的军中同僚缪拉、布律纳等将军写信,这些人唯恐冒犯拿破仑,也爱莫能助。

  使郁郁寡欢的仲马将军感到莫大欣慰的是,1802年7月24日,仲马夫人生下一个男孩。他们给儿子起名叫亚历山大·仲马。9岁的女儿艾梅被送往巴黎寄读,小亚历山大成了全家的中心人物。他肤色白晰,眼睛湛蓝,黑人血统只表现在一个地方——天生卷曲的头发。他刚开始懂事时,便对父亲有异样的感情。他喜爱父亲的镶金的军服、镀银的枪枝。他感受到父亲的慈祥,似乎也能欣赏父亲的力量。他记得父亲如何见义勇为,跳进护城河救起三个溺水的孩子;一次,父亲出门忘了带钥匙,又如何用双手摇开了铁栅门……。

  然而亚历山大·仲马最不忘怀的,是1805年他随父亲所作的巴黎之行。仲马将军自感病情日益加重,决定去首都请名医科尔维萨诊治,并顺便把妻子、儿子带去,引见给老朋友们。他深知死之将至,希望在自己死后儿子能有所庇托。可是拿破仑帝国已于1804年正式开张,在缪拉元帅和布律纳元帅等帝国新贵和共和国的伤员之间,关系已非昔比。虽然拿破仑的妹妹、性情轻浮的鲍琳娜对仲马将军还是那样亲热——她甚至让仲马将军抱她到窗口观看狩猎者归来的场面。但拿破仑皇帝拒绝召见他。科尔维萨医生的诊断也丝毫不令人宽慰。可以说,从巴黎归来,仲马将军在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希望。

  1806年2月24日,仲马总算得到帝国统治者的一点点恩惠,获准在维莱尔—科特莱的森林里狩猎,到3月6日为止。第二天,他强打精神骑马出猎,可是病体难支,不到半小时就回家,倒在床上。

  “啊!一个在35岁上就指挥三军的战将,在40岁上就这样可怜巴巴地死在床上!上帝呀!我怎么得罪你了,罚我这样年纪轻轻地就离开妻子儿女?”1806年2月26日,他死在妻子怀中。合眼之前,他嘱咐人们把他的手杖随葬在他的墓中。在那不勒斯的监狱里,这手杖曾是他惟一的护身武器。不过他要人们请金银匠先将这手杖的金把手取下来铸成金锭,因为他留给家人的财产实在太少了。

  父亲逝世的那天夜里,小亚历山大是在一个表姐家睡的。半夜,亚历山大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连忙起身去开门。“你上哪儿去,亚历山大?”表姐问。

  “我去给爸爸开门,他跟我们告别来啦。”

  表姐强把他按在床上又睡下了。第二天,有人来告诉亚历山大:

  “可怜的孩子,你爸爸死了。上帝把他带走了。”“上帝住在哪儿?”

  “在天上。”

  亚历山大一言不发。他径直跑回家去,拿起父亲的枪就往楼上跑。

  “你上哪儿去?”母亲问。

  “我到天上去。我去杀死上帝,因为他杀了爸爸。”仲马将军死时,大仲马才4岁。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情景的追述虽然未必完全可信,但仲马将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和影响的确深刻而又久远,这将在他一生的政治态度中,也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得到印证。